聚焦两会 | 职业教育扩招100万，补齐产业升级短板？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与职业教育相关的两个数字，1000亿和100万，正在预言职业教育新的发展趋势“政府将从事业保险基金结余中拿出1000亿元，用于1500万人次以上的职工技能提升和转岗转业培训”；“（高职院校）今年大规模扩招100万人”供需错位 1月24日，国务院颁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下称《方案》）开篇第一句便是：“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政府对职业教育新提出的政策、重视程度以及切实行动，是非常及时的”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王星对《财经》杂志记者说 另外两个数字也在印证新变化的重要性，24%和92%，根据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劳动力人口中，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占比只有24%，美国同期接近92% 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层面，尽管劳动力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整体提升需要过程，但职业教育在其中必然会起到加速的作用现实情况则是，本应与市场与产业密切相连的职业教育发展多年来颇有“周折”，呈现出两个主要的“错位点”，供给不足、质量不高 前天刚从深圳回到天津，近期密集调研职业教育状况的王星，对此有深切的感受：“一方面企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对技术工人总量的需求非常之大，却长期以来难以满足需求；另一方面则是现有职业教育系统培养出的劳动者，技能与专业又难以快速与实际岗位对接”供给长期不足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产业升级还在制造新的“需求缺口”“专家讨论、政府推动，都想要产业升级，另外一个真问题是：产业向何处升级？”王星说 在他看来，产业升级有两个基本方向，一是大规模标准化，通过技术创新将工艺流程标准化，实现组合式生产；二是大规模定制化，立足大数据，和企业柔性专业化实现智能灵活生产“两个方向都需要更多、技能水平也更高的工人”王星说 艰难爬升 同样对职业教育长期跟踪和研究的、北京大学中国财政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田志磊，对《财经》记者介绍，目前职业教育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短板”，有历史和政策的双重原因 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地方政府、行业、企业根据本地区、本部门的人才需求制定教育发展规划，职业教育对居民有着很强的吸引力 1990年代中后期的两个重要事件，彻底改变了居民在普通与职业两大教育类型的选择意愿，导致职业教育“滑坡”：一边是国企改革、工人大规模下岗；另一边是高校大规模扩招，“普高热”出现 国家对于职业教育的政策支持力度有所下降，各种计划经济时期的就业优惠政策被陆续取消；原有以公办或国企的职业学校为主的职业教育体系，也没有能力根据市场经济的需求快速调整 几年之后，职业教育的缺失的负面后果——“技工荒”，让中央政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2000年7月教育部门发出特急电报，放宽招生政策、吸引生源 1986年-2001年，16年间仅召开过3次全国职教工作大会，2003年-2005年4年又密集召开了3次，其中有两次由时任国家总理出席，一次时任国务委员出席 政府通过扩大财政投入、拓宽升学通道等一系列手段干预下，职业教育办学条和规模迅速改善 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要求职业教育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人力资源开发与技术进步，教育教学改革与产业升级密切关联，该领域“产教融合”的发展战略确立下来 中央重视、政策倾斜，19年前落入谷底的“职业教育”艰难爬升，2012年中职教育甚至得到与义务教育相同的待遇——免费，但供给不足、质量不高的老问题却没有得到本质上的改变 两种态度 相关人士对《财经》记者透露，2017年底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主要领导对职业教育的评价是：投入多，效果不佳 同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指出：“受体制机制等多种因素影响，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在结构、质量、水平上还不能完全适应” 近期田志磊与研究团队共同完成的《产教融合视角下的区域职业教育发展研究报告》中指出：原有职业教育相关的政策，在推动该领域发展的同时，也在引发地区间的巨大差异和“负面效果” 职业院校、特别是中等职业学校，在融入区域和产业的情况在过去数年间发生了重大变化——一部分地区职业院校融入程度在加深，另一部分地区融入程度则出现了剧烈下滑 “在东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中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相关性在下降，中部地区则在提升”田志磊说 以温州和台州为例，2010年以前，即使经历过国企下岗潮和大学扩招，市场经济发育良好的温台地区，中职教育入学率一直保持在40%的水平，没有明显下滑的态势 随着中职教育资助、逐步免费政策不断升级，2010年-2013年，温台地区中职学校入学率却突然“滑坡”，降幅则高达35%，远超浙江全省平均水平的21%，超过半数的民办中职学校退出 这片“藏富于民”、“小政府、大市场”的区域，政府并没有足够的财政资金用于中职学生的资助，非当地户籍人口和民办中职学校，首当其冲地被屏蔽在优惠政策之外，直接导致了当地职业教育供给的整体下降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广东中山等沿海地区，但在中部却有不同的故事 由于中央投入较大，地方财政负担较小，政策在中部地区的农业县“成效显著”，地方政府举办中职教育的积极性高，也并不关心毕业生流向何处，却聚焦于学前教育、财会、计算机等容易举办的普适性专业，对高技能、企业高偏好专业的兴趣和能力都不足 虽然中部与东部在中职教育领域有截然相反的境况，在居民“高学历”意愿的助力下，结果仍呈现出一处：中职教育逐步衰弱，高职教育稳步发展，职业教育内部出现不平衡的问题 田志磊与研究团队在访谈大量企业后发现，中职与高职之间的差异，并非来自产业升级对技能人才需求提升的要求，更是政策产生的后果不同企业对技术工人有不同的要求，企业关注的式技能与薪资之间的优化，而不是学历的高低 “还有一个更为深层次的结果，政策还导致了政府、学校与企业三方关系的改变，学校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越来愈密切，与企业却在疏离，这实际上背离了政策制定的初衷”田志磊说 两个方向 李克强总理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支持企业和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前述《方案》则将此作为“激发职业教育办学活力”的首要举措 王星认为，依靠市场是发展职业教育的正确方向，这包括三个层面：一、是鼓励民办职业教育，实际上，目前职业教育中也存在公办学校“招生难“，和蓝翔技校等民办学校火爆并存的局面 一、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培养人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差异，在于突出技能与专业的培养，根据企业实际需求培养人才，也是职业教育的基本特点” 第三是通过深化改革，赋予公办学校法人地位和自主办学的空间，激发校长的“企业家精神”，根据市场快速调整人才培养模式 除了“市场化导向”，职业教育改革另一个重要方向是重塑职业学校评价体系，以及政府、学校、企业的三方关系 田志磊认为，在政策调整层面，重塑职业学校的评价体系，并建立相应的拨款机制，有利于促进职业教育健康发展 这也是他在苏州、沈阳看到的、令人振奋的“绿洲式”职业教育发展新模式：德资企业聚集德苏州太仓、沈阳中德园，借助企业较高的培训意愿、良好技能人才培养经验以及地方政府影响力，职业教育形成“技能生成生态”，很好的满足了当地产业集群的中高技能需求 田志磊说：“尝试在职业学校评价中更多的引入包括行业企业在内的第三方评价，将真正融入区域产业发展的职业学校与升学型职业学校区分开来，加大前者的经费支持” “扩招100万固然让人兴奋，与之相关的是可能超出了职业教育本身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吸引更多的高素质适龄居民选择职业教育因此，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国家技能形成体系的改革，这是职业教育扩招政策能否取得预期效果的重要制度基础”王星说文章来源：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