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二手皮卡车，苏州哪里有专门买卖二手卡车的市场

1，苏州哪里有专门买卖二手卡车的市场

南京有

2，个人用二手皮卡车大约多少钱？求购

1W左右差不多，你去58同城二手车交易看看，我都看见好多皮卡，才1W左右，连过户什么的出来应该要不到1W5吧。

3，本人在苏州想买一台二手的小货车,三米六至四米左右的做生意用,...

江淮质量过关，康铃，奥铃都不错。主要看你用途。如果是偶尔用，1万多点可解决需求

额

4，二手皮卡车一般多少钱

二手皮卡车一般价位多在2-4万之间居多，具体需要看您说的二手皮卡车是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型，车子年限，配置还有行驶公里数等信息才可以准确的估价能够值多少钱。

5，苏州汽车交易市场都有什么小货车？？

汽车北站 新区二手车交易市场

在外事学院北区哪块，你可以坐40到终点站下车·向西100米左右就到了

6，浙江牌照皮卡可以过户到苏州吗

规定是车辆可以办理二手车过户手续，车牌是不允许办理过户的。需要先到浙江办理车辆过户手续，再到苏州办理车辆落户上牌手续。　　如果是国四排放标准的车辆，是不允许过户到苏州的。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严格控制机动车污染，全面实施《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五阶段)》经国家同意，现就有关事宜公告如下：根据油品升级进程，分区域实施机动车国五标准：　　(一)东部11省市(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和海南省)自2016年4月1日起，所有进口、销售和注册登记的轻型汽油车、轻型柴油客车、重型柴油车(仅公交、环卫、邮政用途)，须符合国五标准要求。　　(二)全国自2017年1月1日起，所有制造、进口、销售和注册登记的轻型汽油车、重型柴油车(客车和公交、环卫、邮政用途)，须符合国五标准要求。　　(三)全国自2017年7月1日起，所有制造、进口、销售和注册登记的重型柴油车，须符合国五标准要求。　　(四)全国自2018年1月1日起，所有制造、进口、销售和注册登记的轻型柴油车，须符合国五标准要求。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环境保护部办公厅2016年1月15日印发。 　　办理车辆过户手续，需车辆之前违章处理完毕，车检合格。　　由买卖双方持有各自身份证和车辆手续（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等），双方一起到车辆登记的车管所咨询办理车辆过户手续。　　车辆管理所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一日内，确认机动车，核对车辆识别代号拓印膜，审查提交的证明、凭证，收回号牌、行驶证，确定新的机动车号牌号码，在机动车登记证书上签注转移事项，重新核发号牌、行驶证和检验合格标志。　　《机动车登记规定》：　　第十八条 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移的，现机动车所有人应当自机动车交付之日起三十日内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转移登记。　　机动车所有人申请转移登记前，应当将涉及该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完毕。　　第十九条 申请转移登记的，现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填写申请表，交验机动车，并提交以下证明、凭证：　　（一）现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二）机动车所有权转移的证明、凭证；　　（三）机动车登记证书；　　（四）机动车行驶证；　　（五）属于海关监管的机动车，还应当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车辆解除监管证明书》或者海关批准的转让证明；　　（六）属于超过检验有效期的机动车，还应当提交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和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　　现机动车所有人住所在车辆管理所管辖区域内的，车辆管理所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一日内，确认机动车，核对车辆识别代号拓印膜，审查提交的证明、凭证，收回号牌、行驶证，确定新的机动车号牌号码，在机动车登记证书上签注转移事项，重新核发号牌、行驶证和检验合格标志。　　现机动车所有人住所不在车辆管理所管辖区域内的，车辆管理所应当按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办理。

或许可以。

7，请爱我,2018_

来源：饭统戴老板（ID：worldofboss）

作者：戴老板

数据支持：远川研究

2018年，戊戌年，炎暑，炽盛，焦灼，这是不平凡的一年。

01

前郭镇十六寨村的风水先生郑福贵，今年自从腿脚有点儿不利索了之后，就总是在发愁这么一件事：自己万一活到90岁，该咋办？

我第一次见到郑福贵的时候，他正在镇上帮我朋友的公司看风水。那会儿他穿一身淘宝买来的唐装和布鞋，擎着一把枣木做成的鲁班尺，装模作样地在院子里量来量去，一脸高深莫测，没多久便向在一旁搓手的朋友下达神秘指示：院子东北角是后鬼门，不能建厕所，要拆了改到西北角。

老郑今年68岁，花白短发，满脸皱纹，眼珠子骨碌着精明。他年轻时干过生产队长，包干到户后搞了二十多年蔬菜大棚，这些年不怎么下地干活了，却靠看风水挣了不少钱。在当地，他主要的竞争对手是个模样端庄的中年妇女，脑门正中有颗红痣，对此老郑评价道：“人家长得像观音，挣钱挣老鼻子了。”

今年五月我回老家，听说他摔伤了腿，就约了朋友去看他。在县城通往十六寨的路上，我给他打电话，手机那头很嘈杂，老郑说自己正在隔壁村给一栋小楼的封顶仪式“唱词”，让我们到了稍等。在他家门口还没抽完半根烟，他就骑个破电动车回来了，穿了一身耐磨发旧的迷彩军服，像个建筑工人。

老郑的腿没什么大碍，但走路还是有点跛。他硬拉着我们参观他家的六间大房，并阐述家里摆设的讲究，严肃程度不亚于国博的讲解员。在他堆满物件的堂屋里，我看到了一本翻烂的《实用易经预测方法》，一本稍微新一点儿的《建筑风水大全》，这里是整个前郭镇风水学的理论制高点。

诺大的房子，家具虽然不少，却总感觉冷清。去年初春的时候，结婚四十多年的老伴脑血栓去世了，家里瞬间没了生气，老郑的一对子女，也不在跟前：女儿远嫁新疆，偶尔寄点儿生活费；儿子在北京打拼，有个上小学的孙子，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平均半个月打一次电话。

我们出去买了些羊杂碎和猪头肉，中午跟老郑喝起酒来。几杯牛栏山下肚之后，他脖子通红，话开始多了。

老郑的腿是上平房屋顶收拾地瓜干时，不小心掉下来摔伤的，腿上打了好几根钢钉。儿子回家把他接到北京，媳妇脸色难看，而且认为老郑搞风水是封建迷信，害怕带坏孙子，平时不让孩子跟他玩。在儿子一家拥挤的小三居里住了大半个月后，老郑彻底待不住了，死活要回老家。

儿媳鄙夷的风水生意，其实传自祖上。郑福贵的父亲和祖父都曾以风水为副业，即便在“破四旧”轰轰烈烈的60年代，他爹也常被村民偷偷请过去，给修宅、上梁、迁坟出主意。而郑家自家的祖坟风水绝佳，似乎给郑家带来了长寿基因，“老爹活了九十，老娘活了九十二，爷爷活了九十八”。

不过，他眼神旋即又黯淡下来：“现在都快成累赘了，我要是也活到90岁，可怎么办哩？”

老郑并不是没攒下养老钱。2016年，儿子被疯涨的北京房价吓慌了，连夜去环京的廊坊定了套房，首付缺30万，于是深夜打电话过来，支吾了半天，老郑只好咬牙，赞助了自己大部分棺材本。儿子本想等廊坊房价涨一倍，把五环外小三居换成市区学区房，可惜天算不如人算，现在跌了30%都不止。

去北京跟儿子一家住，对他来说变成了一个遥远又昂贵的梦。儿媳妇是外省独女，父母也快70了，每年都要在北京住两三个月看病。小两口买的这两套房时，已经消耗了老郑和亲家大半生的积蓄，养老钱没剩多少了，而儿子两口子一个月两万多的收入，扣去房贷教育日常消费，基本上所剩无几。

在烟味和酒气的环绕中，听老郑用方言诉说这些家事，我感觉到一阵恍惚：一个农村的底层家庭，辛勤劳动走出贫困，培养出两个大学生，是中国波澜壮阔的城镇化进程中的无数个故事之一，而如今，他们年轻的一代在城市中承担着压力，而老去的一代，则在乡村里忍受着孤独。

村里年轻姑娘少，但五六十岁的寡妇却很多，她们的男人多半死于酗酒、车祸、工地、重病等，因此儿女们一直催老郑去相一个老伴。对此老郑先是摇头，又叹口气，说可能还真得趁自己还没大病，找一个能相互照顾的人，省得去城市麻烦孩子们，这可能也是儿女们的初衷吧。

我跟朋友听了后一阵难受，我们干了杯中的酒，匆匆地扒了几口老郑给我们煮的面条，就起身告辞。老郑挣扎着坐起来，让我跟他去里屋。他从柜子里拿出一叠黄纸，抽出一张，平铺在炕上，写了一张道符，又小心地用报纸包起来，递给我，让我放到办公室里，能旺财运。

我满怀感激地接过来，再三道谢。他这间乱糟糟的里屋里，堆满了乱叠的衣服，充斥着一股难闻的气味，在炕头的小桌上，放着他跟老伴的合影。

02

8月份的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问我索要一个银行卡号，要给我打钱。我正想挂掉，她又补充了一句：我是高群先老婆，他上个月死了。

心里咯噔一下，我愣了十几秒钟。高群先是一名大货司机，跟我认识五六年，我曾送过他一台空调，他总说那时借款，等手头宽裕后会还我。于是我连忙问怎么回事，对面的女人嗓音沙哑而平静，告诉我她丈夫是在跑车途中，在高速的休息区猝死的，“找到的时候人早就走了，没遭什么罪。”

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吃力地回想高群先的模样：陕西人，40多岁，胡子拉碴，黝黑健壮。他个头只有一米六，这个身高在北方省份没啥生理优势，甚至只有他驾驶的车头一半高，可一旦摸到方向盘，50多吨的大货在他的手里灵活如飞，他开车时环顾左右的严肃样子，宛如一个将军。

2012年，我去鄂尔多斯调研，想顺道去西边的一个矿瞧瞧，当地公司帮我找了辆去那边送货的福田欧马可，司机就是高群先。我们吃过晚饭出发，本打算午夜前赶到，没想到在一段荒凉的国道上被拦下来，路边围上来十几个人，都带着口罩和安全帽，拎着一米多长的棍子。老高紧张地说：截道的。

我掏出手机报警，被拉开车门拖了下去，肚子上挨了两脚，他赶紧跑下来护住我，说这是搭车的，不懂规矩。对方转而问车上拉的是啥，老高说都是塑料件，几个人看过货后，估计觉得不好销赃，就说给钱吧。我俩哆嗦着凑了两千五，对方拿了钱后摆摆手，一群人迅速消失在夜色中。

我那会儿刚毕业没多久，没经过事儿，觉得老高应该锁住车门加速闯过去。他边开车边跟我解释，对方在路上拖了一条像铁链子的东西，那叫爆胎器，硬闯根本不行。而且这事儿只能事后报警，现场报警没啥用，车窗没几分钟就能被砸开，警察来了估计头就被打成血葫芦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那点儿浅薄和无知的社会经验，让我看起来像个傻逼。

这种共患难的经历，会迅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第二天我跟矿务公司的领导聊完后，又搭他的车回鄂尔多斯，一路上在满地瓜子皮的驾驶室里天南海北瞎扯。2013年，老高把欧马可换成了载重几十吨的汕德卡，跑起了宝鸡到上海的专线，这让我们每年都能聚上一两次。

老高跑的专线，走宁洛和连霍高速，每次都要接近20多个小时。在抵达浦东川沙的物流园后，他会趁着工人卸货的功夫在货场的通铺上蒙头大睡。有时候回程货要等两天，便找我吃饭。我们通常约在川沙的一个重庆鸡公煲里，听他讲跑长途的各种见闻，也听他抱怨路政、运费、罚款和偷油。

但那会儿大货跑长途还能挣到钱。老高的汕德卡是贷款买来，车头有他两个高，每月还5000多，扣去贷款油费轮胎修车，他一年能进账10万多块。像他这样的卡车司机，中国有三千万名，他们跟老高一样，没日没夜地穿梭在各种高速、国道、省道上，维持着中国庞大经济系统的运转。

2015年8月份，我当时心情不好，恰巧要去西安开会，就索性跟着他的回程车过去，权当散心。那一路上，切实体会到了大货司机的辛苦。当时天气炎热，驻车休息时，车里温度足足有35°，只有个小电扇能用。我后来在网上订了一个6000多的驻车空调，让当地经销店给他装上，老高推辞一番才收下。

去年以来，老高的日子慢慢开始不好过了。这一年，北方的大量企业因为环保和限产的问题被取缔和关停，能拉的货源越来越少，有时候拼好久才能凑足一车货。到了今年，老高发现运费行情越来越差，以前跑一趟还能赚个一两千，现在扣掉各项费用后，反而经常要亏好几千。

从那时起，老高就嚷嚷着卖车转行，更不能让儿子入坑。不过老高的儿子比初中学历的他多读了3年书，高中毕业后在西安送快递，挣得也是辛苦钱。

老高不太了解的一件事情是，2015年以来，无数资本涌入货运行业，试图培养出一个“货车版滴滴”。到了2017年底，两家最大的选手货车帮和运满满合并，似乎在重复滴滴合并快的形成垄断的故事。而大货司机们面对资本和互联网的入侵，毫无抵抗能力，眼睁睁地看着运价被一杀再杀。

作为一名投资者，我经常告诫自己要客观，但目睹高群先的苦不堪言，让我的情绪不由自主地站在他这边。在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导致任何一个细分行业的变动，都会牵扯到数千万的家庭。变化无常的政策和试图颠覆的资本，或许能提升产业效率，但被牺牲掉的一定是底层的司机们。

几个月前，他跟我说由于挣不到钱，不跑陕西到上海的专线了，改跑绿通。绿通车是指那些运输蔬菜水果农产品，走高速公路绿色通道的货车。由于货物保鲜期短，中途货主电话不停地催，上千公里的路也得拼着命赶，货源虽然有保障，但更累更辛苦，基本上是在拿命挣钱。

在跑一次长达1400公里的绿通时，高群先猝死在高速公路休息区，扔下了老婆和儿子。

高群先的死让当地司机朋友痛惜，他们帮着一起料理后事，那辆明黄色的汕德卡，也以一个不错的价格卖掉。在拿到卖车的现金后，他的妻子拨通了我的电话，说要还我空调的钱。我婉拒了她，并打算去陕西看望。后来犹豫了一番，把往返的机票，折算成现金，凑了个整数，给她打了过去。

在打钱的时候，我翻出老高的微信，打开他朋友圈，里面最近的一条是2015年，他转发了一段阅兵的视频，配了四个字，“祖国给力”。后面跟着一个代表强壮的表情，那是一条结实的臂膀。

03

江苏昆山老板钱庆林，几个月前遇到了一个难题：如何劝说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儿子，不要来自己公司接班。

老钱是一家民营企业的老板，公司位于制造业工厂林立的苏州昆山，主要搞第三方检测，简单说就是买一堆设备和仪器，拿到资质后，给别人的产品出具检测报告。儿子从英国留学回来，本打算进自家公司上班，老钱却死活都不同意，并打电话给我，托我游说，最好帮他儿子找份陆家嘴的实习。

我跟老钱认识有三四年了。当年我被领导派去研究检测行业，一头雾水，朋友帮我介绍了干了十几年检测的老钱。我去他公司拜访过几次，在他的热心帮忙下，才逐渐搞清了行业里的那些门道。因此接到老钱电话后，我义不容辞，很快帮他儿子找了一份金融行业的实习。

半个月后他送孩子来上海报道，顺便请我吃饭。席间才知道，刚在英国读完本科的小钱，颇具实业精神，一心想把老爸的公司发展壮大，未来要整成上市公司。看到儿子一脸雄心壮志，老钱一脸苦笑。我疑惑道，多少民营老板都在头疼孩子不愿接班，怎么到你这儿却反过来了？

老钱问我多久没跟踪过检测行业了，我说最近没怎么看，不过那几家上市公司不是好好的吗？他说屁，他们大公司还能硬撑，我们小公司都快死光了。根据他的说法，从16年开始，检测生意就愈发难做，订单越来越少，账期越来越长，利息越来越高，尤其是今年，公司已经没钱来添新设备了。

老钱在2003年从体制内辞职单干，主要做贸易保障品检测。那会儿正值中国加入WTO，出口激增，业务多到忙不过来，利润率有30%之多。后来竞争加剧，挣的钱越来越少。2013年，国家放开了几个之前封闭的领域给民企，老钱一咬牙，招兵买马大举投入，员工扩充到了近百号人。

检测这个行业很耗钱，通常需要先租场地，然后高规格装修，再购买昂贵的检测设备，招聘相应的人员，才能组成一个像模像样的检测实验室。但这还不够，还需要向主管单位申请实验室的资质认定，批下来之后，才能做业务。整个过程没有2年根本下不来，中间的资金压力巨大。

就这样，老钱陷入了“借钱—买设备—赚钱—还贷—再借钱—再买设备”的怪圈，民营的检测行业竞争激烈，你不投入买更新更先进的检测设备，单子可能就被别人抢去，因此只能硬着头皮继续砸锅卖铁。经常一年下来，账上利润五百多万，买设备花了一千万，一核算反倒多欠了银行五百万。

2015年股市行情好的那会儿，深圳一家检测公司过来洽谈并购，开价8000万，全部是现金，老钱犹豫了一个周，最终拒绝了被并购的提议。后来他跟我说，拒绝的主要原因是自己当了十几年老板，被收购就变成一个分公司总经理，他接受不了。当然，没过两年，他就对此懊悔不已。

老钱在席间给我算了一下，去年一整年，公司利润只有不到100万，而职工工资是这个数字的12倍，厂房租金是5倍，设备折旧是4倍，上缴税费是3倍，银行利息是2倍，都比企业的净利润多太多。算完后，老钱飚了一句国骂，在旁边看他演算的小钱，皱紧了眉头，一声不吭。

到了今年上半年，公司的净利润率已经降到了不足2%，公司已无力再投入。但坏消息并没结束，几天前，离昆山只有100多公里的江苏常州，一家公司被追缴了十年的社保，引发了苏锡常中小企业的恐慌，老钱公司的社保也不怎么规范，他算了一下，如果要追溯，恐怕得接近千万。

这么多年下来，老钱已经拼光了力气，的确是干不动了。如果找不到下家接盘，他准备逐步卖掉设备，还掉贷款，关门清算。

在酒精的催化下，老钱开始回忆起体制内的日子。中国的检测行业，超过50%的市场属于国资检测机构，那些利润丰厚的政府强制性检测单子，大都在它们手里。老张在下海前，就是杭州一家国有检测单位的骨干。如果他没有离职，恐怕现在已经是单位领导了，身价未必比现在少。

唯一值得庆幸的时，从2009年开始，依靠苏州新区的政策，老钱陆续用公司的名义买了几十套房子，给核心员工当宿舍。如今，附近的房价已经比2009年涨了六七倍，这些房子反而成了公司最值钱的资产。

“何苦要来做实业呢？”他问自己，也坚定了不让孩子接班的想法。

两个月后，小钱实习结束，过来找我吃饭。从他亢奋的眼神里我能感受到，这个95后年轻人的职业生涯目标，已经从实业届巨子，变成了华尔街之狼，实业已与他无缘。

04

身家十位数的沪上大佬张教授，今年是本命年，火气相当旺，因为跟太太讨论孩子移民问题时吵了起来，他一气之下把远在美国的夫人给拉黑了。

张教授是浙江宁波人，业内之所以称他为“教授”，只是因为他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浑身一股书卷气，但他真实身份是证券投资领域的大腕，毕生只会两件事情：赚钱和读书。他在东郊有两栋别墅，其中一栋改造成了图书馆，越堆越满；另外一栋则住着他的小女友，常换常新。

从财富的角度讲，张教授是这个国家前0.01%的那类人。这些人旗下公司的名字，经常出现在黄金时段的新闻里；他们通常在开曼或维尔京有离岸公司，在御翠园或汤臣高尔夫有大宅，在苏河湾或翠湖天地有顶豪；他们既热衷于在年轻人面前布道演讲，也喜欢在黄浦江边搞神秘兮兮的派对。

移民对他来说，恐怕跟我们去办个户籍证明一样简单。能不能移民，是一个手续问题，要不要移民，却是个态度问题。

我20岁的那年，收拾行囊来交大面试，在一位同乡攒的局上，我认识了张教授。当年还是学生的我，满脑子都是大国崛起和强国逻辑，而张教授却总在关键时刻泼出一盆冷水，瞬间把火浇灭。最后，他旁征博引侃侃而谈，抛出了一个结论：2008年是体制声望的阶段性顶峰，很快就会坠落。

2008年的中国，的确刚经历了一波崛起的狂热：从年初的火炬全球传递，金晶面对臧独分子死命护卫着圣火；到年中的汶川抗震救灾，无数青年去广场上高喊中国万岁；再到李宁在奥运开幕式上腾空而起，每一幕都是一针肾上腺素，在我眼里，中国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怎么就已到顶峰了呢？

面对我的质疑，张教授没怎么理睬，勉强丢给我一张名片，便匆匆离去。我看了下，上面只有一个座机号码。

三年后的2011年底，我在一次校友会上又见到他。那会儿中国人已经完全没了2008年的那股精神气儿。那是李承鹏们的黄金年代，媒体上充斥者对体制的反思和鞭挞，而几个月前的甬温线动车事故，更让全国人民的悲愤之情达到了极点。这似乎印证了张教授当年的预言。

我这次没有轻易地放走他，而是刨根问底，请教他当年为何会做出那样的结论。他面对我这么一个校友会志愿者，礼貌性地假装记得我（然而并没有），然后给我讲了一句话：中国人的群体情绪，受限于民族性格和从众效应，总是从一个极端，切换到另外一个极端。

这段话太过抽象，更像是一个没有逻辑推导的结论，我并没有被说服。

所幸的是，张教授这次记住了我。2012年我参加工作，跟他公司有些业务往来，第一次走进他办公室时，他眼睛一亮：“怎么是你啊！”这让我在领导面前很得意。跟他熟络起来后，张教授的形象也逐渐清晰：1992年跟领导下海创业，2000年公司上市，赚了一个亿，转做投资，如今身家十位数。

但他对讨论投资没兴趣，反而喜欢研究一些有趣课题。比如，当年我向他请教的问题，他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而是指导我去做中国大众情绪的历史研究。经过几个月的摸索，我发现了在过去的60年中，中国人经历了情绪亢奋到低落的13个完整周期，完全就是一个不断重复的循环。

这解答了我当年的疑问，也让一窥张教授的框架。它不仅能洞见历史，好像还能预测未来。

在2015年～2016年的那波群体狂热中，媒体和民间充斥着各种厉害了的论调，他对此一针见血：精英们积极拥抱稳定的新秩序，大众们被民族主义情绪调动，所有人都在选择性放弃质疑。而在未来，这些质疑一定会重新浮现，它们会铺天盖地，它们会变本加厉。

2018年到现在，他的预言又对了。

在张教授眼里，这次跟以前没有什么不同：精英阶层充满焦虑，民营企业陷入不安，商人巨富转移资产，悲观的言论被无限传播和放大，乐观的信号却被熟视无睹，网上的声音喧嚣无比，但中国的基本盘却波澜不惊。而最终，这一切都会过去，乐观的人会再一次赢得奖赏。

骨子里，他是一个对中国人极度乐观的死多头，这让他在所谓精英圈里显得独特、另类，甚至边缘。

但这次还真有点儿不一样。太太远在美国陪读常春藤的孩子，一向支持他对中国的乐观，但这一次却坚决要求他尽快办理全家的美国身份。对此张教授表示反对，两人从电话吵到微信，从微信再吵回电话，太太情急之下指责他放不下国内的小姑娘，他火冒三丈，把老婆给拉黑了。

究竟是不是女人的原因，我不太清楚。不过张教授在前几天拉我喝了两瓶茅台后，摇身变成中年颓废男人老张，仍然坚决否认他扎根大陆是因为那些走马换灯的年轻姑娘。我趁着酒意，一字一顿地问他：这次真的跟以前一样吗？

他眼神中透露出了犹豫，但还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这让我想起了今年4月底的某天晚上，我问他对这个时代的前途怎么看，他的微信沉默了半天，最后发给我一句带着双引号的话：

“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的结尾。”

我毫不费力地认出来，这是去年一位青年创业者选择赴死时，给这个世界留下的告别词。而在今天，这是一个理想主义中年面对他已经无法预测的时代，给出的一个最苦涩的告白。

05

40年前的1978年，《今天》杂志创刊，诗人北岛在创刊词里写道：“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今天，只有今天！”

40年后的2018年，“今天”对我们来说，像贴面的利刃一样冰冷而真实。底层农民、大货司机、私企老板、资本巨富，我们都被裹挟进了这个焦灼的时代，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在大时代面前，每个人都是小人物。2018年，请对我们好一点。

文章中出场人物均为化名。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虎嗅网立场

虎Ca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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