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我从未怀疑过真善美

梁晓声：我从未怀疑过真善美 字体： 小 中 大 分享到： 梁晓声：我从未怀疑过真善美 2021-11-09 10:00:40 来源：北京日报

这位与民国同龄，以知青文学闻名文坛的知名作家，留下了《雪城》、《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等脍炙人口的作品。教师、作家、政协委员梁在耀眼的灯光下真实而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心声。迄今为止，他已经创作了超过1000万字的作品，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和影视作品。

2017年推出三卷本《人间》，2019年推出梁童话。两年来，他的童话系列不断丰富和拓展，构建了一个充满真善美的童话世界，向这个世界传递着他对孩子成长的深深的爱、体贴和关怀。

“我早就应该从儿童文学开始了。”三个月前，梁对笔者这样说。但他不能潇洒的转身离开。因为梁在这一领域仍有不断的思考和表达的欲望，《我的成长烦恼》是他为青少年读者创作的一部自传体成长小说。讲述了他从童年到青春期的成长烦恼。背景依旧乐观明亮，但对苦难的描写却温暖甚至幽默。

1教育爱永远不会太多

梁写童书有自己的原因:第一，他的成长史里没有童书阅读经历，小时候也没有那么多童书，家里也没钱买。他成为作家后，看了一些童话，包括很多以儿童视角的童话温暖成人的作品，对他的成长影响很大。他认为自己是个作家，应该写这样的作品。第二，梁在儿童电影制片厂工作了十几年，关注儿童文学也有很长时间了。他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在国外的动画中，动物和生命是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帕丁顿熊》，熊和各种成年人的成长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儿童文学却不是这样。父母带着孩子进电影院，看什么最搞笑就看什么，所以我们看贺岁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乐”字。

梁能写出这样的东西，让母子二人乐此不疲。但是一个声音清楚地告诉他，他不能写。

“你写不出读者想要的东西。我只写我想让你读的东西。”梁说，他有意识地想让孩子们看一看，如何讲述这个故事。孩子看完作文有进步怎么办？如果影响到谁成为作家呢？如果对孩子的性格发展有好的影响呢？“我给自己设定了该做什么。如果你是评论家，你会做一个倡导性的评论，希望童书是好的。我是一个作家，所以我必须填补空白。”

他发现童书在很大程度上有两点可以补充。一个是励志的。很多儿童读物的主题都和《狮子王》类似:“我能行，我就行！”和安徒生的《丑小鸭》一样，是天鹅物种。如果是野鸭品种呢？不可能所有的孩子都是“狮子王”，不可能所有的孩子都是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理发师，糕点师...普通人就不能出类拔萃吗？梁的《白鸭阿甲》正是传达了“平凡也可以出类拔萃”的理念。然后是爱情。现实生活中缺爱的例子很多。比如虐待动物。比如一只为家人下了那么多蛋的母鸡，在外国文学里会成为人类的朋友，在中国文学里不会。这就是梁想通过白先生和《黑武士》传达的思想。他觉得爱情应该从娃娃开始。现在社会竞争这么激烈，小学生连复习大纲都不会借给同学。雷磊和姗姗描述了处于竞争状态的友谊。

“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害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为了赢，他们要么以身作则，要么用读物给孩子找一种力量。他们似乎迫不及待地想让自己的孩子尽快知道:这是一个竞争的世界。你强，他就弱；你弱，他就强。这种情况下，父母和拳击教练有什么区别？如果只有邪恶强大，我们的文化不就是地球上最奇怪的吗？你为什么不希望我们变好变强？”不可否认，梁确实有主观创作的意图，即传达友谊。你得先感受一下。别人对你的好，如果你感觉不到，那几乎是不存在的。一个人抱怨人生不如自省。如果你抱怨别人冷，你觉得温暖，你没有反应吗？他提醒读者珍惜友谊，即使是最小的帮助。

与此同时，梁也清楚地意识到，并不是他的所有儿童读物都受欢迎。也许有的妈妈会说:“我的孩子凭什么让你教育？”但即使他在心理上被一些母亲排斥，他还是下定决心要写。哪怕贴上“教育”的标签。他认为教育爱情永远不过分。千百年来，全世界、全人类都重视教育孩子。“教育”二字必须庄重。

对现实主义充满敬意

梁对现实主义题材的写作是一贯的。在115万字的《世界》(三卷本)中，从上世纪70年代写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多角度、多方向、多层次地描写了中国社会的巨变和人民生活的跌宕起伏，以北方省会城市十几个姓周的平民子弟的生活起伏为线索，堪称“中国人50年的生活史”，也是改革开放40年的文学记录。

与梁以往的知青文学题材作品相比，《人间世》中有许多北大荒的知青片段，但笔墨更为开放，在人间烟火中展现道德与责任，在悲欢离合中抒发情怀与抱负，在匆匆中窥见大时代的一斑。

梁说，他一向对现实主义深怀敬意。因为他在文艺少年和文艺青年时期看的小说，大部分都是现实题材。在下乡之前，他读了相当多的外国文学，其中许多是现实主义的。到了80年代，现实主义依然是主旋律，老中青作家都在秉持现实主义精神。但2000年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文学中的现实题材变少了，特别是有时代感的题材。

“我写《在人间》的时候，也有一个夙愿，就是向新时期的现实主义和文学致敬。”根据梁的分析，优秀的现实题材之所以缺乏，是因为一些作家害怕困难，而他的性格又是愿意克服困难的。还有一种隐秘的感觉:他尊重当年的“三线”建筑工人，希望用自己的作品为他们画一幅肖像。“我爸爸是“三线”建筑工人。他几乎走遍了西北部的所有地方。当年知青下乡，多孩子的家庭可以有一个孩子留在城里。因为学历低，留在城市的孩子大多从事城市中低端的体力劳动，内心是孤独的。家庭底层的父母，大多沉默而严厉。小孩子不能和他们的父母交流。没有信，他们就不能和他们的兄弟姐妹交流。这种孤独的小孩子从来没有人照顾过。文学画廊里这样的人物不多。我愿意为他们画一套素描。”

《人间世》写完后，梁过了很长时间才缓过来。作品上半部分是用正楷写的，还是比较工整的。到了作品中下部，字体变了。整个作品写完后，他已经拿不住笔在方形纸上写稿子了，开始用铅笔和A4纸。《世界》下半部还没拍完，梁就有一次感觉很不好，就去北医三院检验科做了检查。

考试结束后，梁把忘得一干二净。当北医三院电话通知他去医院取片子时，他以为自己是骗子。医生告诉梁情况很不好，建议做第二次胃镜，三个月后手术。实际上，不到三个月后，梁被转到了肿瘤医院，医生和他商量了手术，希望能进行全切除。胃癌的治疗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有家族史(梁父亲是胃癌晚期)，选择早期胃癌全切，防止其扩散；还有一种可能，五年十年不发展。

梁以为，在他的书完成之前，如果他的肚子被切除，一切都会停止。从肿瘤医院出来的路上，他抽了两支烟。扔掉烟头，他下定决心:相信他的反抗，选择保守治疗。

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他不仅完成了《世界》，而且在2021年1月，在获得毛文学奖后，梁又写了一部新的长篇小说《我和我的生活》。在书中，梁借主人公之口表达了许多对社会、命运和“活着”的看法。小说中，人有“三条命”:一条是父母和出身家庭给的，叫“命”；二是由自己的生活经验决定的，称之为“现实生活”；第三，是文化给的，也就是所谓的“自学”。人的总和显然与这三条命息息相关。梁在其小说中对“命运”倾注了最深切的关怀。他写到了命运不可挽回的决定作用，也写到了启蒙运动以来人们的奋斗和自学可以改变命运的强大力量。人生依然复杂，人生依然高远，奋斗依然坚韧。小说冷静看待“命运”，相信命运，热爱命运，试图改变命运和社会关系的总和。

他在书写知青生活和社会阶层变迁的同时，思考社会对人的要求、时代的变迁和困难的挑战，同时呈现人们对这些要求、变化和考验的回应。在《我和我的生活》中，人物的应对更多的是内化为一种责任和修养，承担起生活、家庭、社会带来的责任。

这部小说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女性成长的话题。带着几个女人的命运，作家不断发问:你相信奋斗能改变命运吗？个人奋斗是为了成功还是为了充实每一天？在广阔的世界里，在世界里流浪，我们应该怎样摆自己，才能与命运和解？如果注定要过平凡的生活，我们该怎么办？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梁(右二)等获奖者。

3文学的意义

“父亲不识字。爷爷不识字。”梁在他的自传随笔《如梦人生》中这样描述他的家庭:“我母亲是文盲。我爷爷在私塾读了几年书，是解放前东北一个农村被农民称为‘有文化有文化’的人。”后来，1977年，当他从复旦大学毕业并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时，梁的命运彻底改变了。

2002年，梁被调到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在此之前，梁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和儿童电影制片厂总是“在场上”。但他在大学里讲文学，首先面对的是回归文学的意义。

他之前几乎没有思考过文学的意义，甚至不知道从哪个角度入手。后来，他想起法国雕塑家罗丹有一座著名的雕像“马”。希腊神话中的这种怪物会对人和神造成共同的伤害。它有一个人的上半身，拼命向上伸展扭曲。那种动态清楚地表明，它想从马腹中挣脱出来。这个过程很痛苦，但只有它的脚落地，才能成为大写的人。

梁突然意识到，文化转型的过程就是从马的身上挣脱出来，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这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此后，他调整了创作思路。

古今中外的文学现象，大致可以归为三类:一类是旨在揭示人“马”的真相；一是展示人们如何努力成为成年人；第一种表现了人在为人之后的善良，证明了这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

梁不属于第一类作家，因为创作过程一开始就不符合他自己的心意；他也不属于第三类作家，因为在他感觉的现实中，很少有“大写”的人，“纯粹”的人。此外，他还没有明白什么是“纯粹的”人。于是，梁的创作逐渐形成了符合自己心性的观念，即表现人不仅要做人，而且要向善的过程。梁的观点是，文学本身是文化的副产品，应该是文化的长子。如果你是长子，生活中的长子应该为家庭承担一些责任。文化长子看到文化在那里起这么重的作用，应该做点什么。“我把文学创作放在文化背景中，而不仅仅是放在文学界。这个意思符合我的理念。”

在北京语言大学期间，梁每年开学时，都花很长时间调查了解学生的个人意愿，无论是评课还是创作。我们应该尽力告诉学生学习汉语的重要性。他要求学生们首先了解中文专业的基本能力是什么，以及这种能力对他们离校后的职业选择有什么帮助。然后他会根据学生的不同兴趣进行引导。他认为中文专业学生的能力有三个标准:一是评论能力；第二，研究的能力；第三，创作能力。最后，这个能力比较特殊，需要评估是否有潜力。他让学生这么做，实际上是他自己实践。他经常在课堂上点评学生的作品，支持他们办刊物。多年以后，学生们大概还会记得梁老师在课堂上孜孜不倦的教导:情节如天使，细节如魔鬼。天使几乎都是白色羽毛，只是细节不一样。每一个细节都会深深的印在学生的心里。

书桌上不仅陈列着他自己的作品，他随身携带的白布书包里也经常装着学生的卷子、习题和他自己的讲义。既不照搬别人的教材，也不准备重复的教材。他每节课的课堂笔记应该有七八页。“我的每一节课都是和上一节课结合，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编写教材。你得用心，备课不备课，学生一听就能听出来。”虽然他的努力能改变什么还不得而知，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原则。当老师是他少年时代的梦想，他愿意为此全力以赴。

不要一味的批判，也要给予。

起初，梁非常钦佩鲁迅。我们强调鲁迅的矛匕首其实是社会批判的功能。这种社会批判的功能，几乎成了一代人所认为的文艺最光荣的功能。但实际上，在创作实践中，整个批评无法深入，于是《飞刀夺枪》就成了一个情结。

正如巴尔扎克所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文学应该是室外的房间，历史没有细节，文学有毛茸茸的细节，文学工作者是时代的办事员。在梁看来，的这种观点不同于鲁迅的飞刀夺枪的观点。书记员既把握了文学批评的独特功能，又记录了真善美的价值观，记录了生活的安定，即使在特殊的时代。知道了这一点，梁要求自己在作品中不要一味地批判，也要给予，成为蝙蝠和蜜蜂。意思是蝙蝠是不祥之物，有警示符号，但蜜蜂要酿蜜。两者不可兼得。作为一个作家，他希望文艺功能都要实践，而且要更好。

梁经常反思:中国社会生活与文艺的关系，少了理解，少了包容，少了温暖，少了亲近的欲望，少了对善良的信仰。生活中有这么好的人吗？当我们一直这样问的时候，问了很多次，说明生活中没有好人。当我们通过文艺作品不断认识到生活是如此险恶的时候，我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生活是如此险恶。如果是哲学命题，最终会成为文艺作品中的母题暗示。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文艺有这样的效果，那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哀。

回顾多年创作，梁有两个总结:“无论我的哪一部作品更好，我只是因为没有考虑市场、稿费、印数，以及改编成影视的收入，所以相对真诚地表现了自己的感受；我个人在作品中觉得不好和失败的一切，都是因为后面的因素进入了我的创作意识。有时候一些因素会导致诱惑。”他说，一路写作，留给写作的时间不多了，要把自己放在文学、文艺、文化和全民族社会生活的关系中。在这段感情中，他考虑最多的是如何写作，才能更配做一个创作了几十年的作家。

在他看来，文学作品之所以高于生活，并不是粉饰后的生活高于生活，而是人性的真善美得以实现，文学最终高于生活。只有这样的作品才需要用眼睛和心灵去发现。

乐章结尾部

他似乎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时代的变迁和周围的喧嚣几乎没有干扰到他。每当我们见面时，他都真诚地称呼:“亲爱的同志……”这种亲切而又遥远的称呼出自梁之口，恰如其分而又温馨。

作为中国文坛的常青树，他一路写作，几乎所有的作品都与国家紧密相连。他始终秉持知识分子的良知。思考中国文化建设，关注普通人的生活，一直是他创作的初心。他也一直积极倡导现实题材创作。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人民的世界》是一部关于苦难、奋斗、责任、诚信、温暖的现实主义小说，通过一幅幅可亲、懂事的人物全景图展现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

关于文化，他曾有四句广为流传的表述:“根植于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基于约束的自由，对他人的善良。”这样的价值观始终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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